低投资保增长 深圳整体经济较健康

　　“深圳多年来都是以低投资保持稳增长的，整体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健康。”对于深圳目前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持乐观态度。近日，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前景展望研讨会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行。会上，多位经济学家预测，2014年许多地方陷入融资困境，投资驱动将难以为继，而深圳早已走过了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在投资空间上依然大有可为。

　　深圳的负债率远低于警戒线

　　昨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中国将2014年GDP增长目标定在7.5%左右，20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17.5%。这与此前多位专家的预测相差无几，然而多位专家此前也认为，GDP增长要在7.5%左右，就需要投资增速在20%以上，但这个条件看起来很难满足。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从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应可能保持稳定，出口相对好转，但投资增速会放缓。

　　对于投资下行的原因，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个投资驱动是负债。但从中央下发的文件来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不再以GDP为单一指标，而是考核地方的负债率，因此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和融资冲动可能都会受到重大影响。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经济的地方，投资不稳还将导致经济继续下行。“我们看到三四线城市房价在下跌，这是否会引发金融问题，成为一个新的风险还有待思考。”

　　在投资领域方面，朱海斌指出，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三大板块的投资都不会很乐观。“房地产方面，今年房价可能还会增长，但是增速会比去年低，而且可能在部分地区会出现一个房价下跌的情况，区域之间的分化会更加明显。”朱海斌认为，今年无论是政府卖地的收入，还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速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也受政策因素将可能出现明显下滑。

　　但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在经济增长方面暂时无投资困境之虞。“深圳不再是一个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城市，深圳是以实体经济拉动的。”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相较于很多城市而言，深圳的财力较好，以税收取代卖地增加财政收入。

　　数据显示，去年深圳地方公共财政为1700亿元，全口径的公共财政为4800亿元，去年GDP有1.3万亿元，但固定资产投资才2000亿元，投资对GDP的影响很小，且相比别的地方的负债水平，深圳的负债率远远低于警戒线。郭万达表示，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还相对少了，反而需要加大。

　　改革或难立竿见影，深圳经济走势趋稳

　　从中央经济工作部署中可以看出，今年中国首两位的目标是稳增长和推进结构性改革。但朱海斌担忧，平衡改革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个难点。

　　“我们在对改革的宣传中过多地强调改革可能带来的红利，但改革红利可能需要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有利于中国在中长期保持一个可持续的增长，而且增长的质量会提高。”朱海斌认为，短期来看，我们做一些结构性调整，毫无疑问会在某些领域对短期增长造成影响，比较明显的是产能过剩的现象，如果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投资或者是经济增长都会随之下滑。

　　“另外一个问题是去杠杆化，包括人民银行或者其他部门都意识到去杠杆化可能会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之中，经济的增速也会受到影响。”朱海斌认为，在政府宣传改革红利层面需要明白，正在推行的改革，红利并不一定会马上反映到经济的增速上来，很可能在短期内会迎来改革的阵痛。这将容易使我们在反思改革措施的时候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造成往前走一步往后退两步的现象。

　　深圳去年在各个领域推出了多项改革措施，郭万达把深圳的改革归结为三个层面：第一种是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激发民间创富热情、倒逼审批制度的商事制度改革，制度的实惠使得在深圳注册新公司变得极为便利。第二种是行政制度改革，这个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难以立竿见影。第三种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比如深圳要发展绿色GDP，要进行产业升级，这就需要调整招商引资的政策，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的产业进驻，也就意味着有些高耗能的产业需要被淘汰出局，这在短期内有可能对经济增速带来一定影响。这三种改革中，有的改革是激活生产力的，有的是暂时压制了增值速度的，而深圳显然在第一种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中力度最大，这种激活生产力的改革大于增长方式的改革，因此，整体来看深圳的经济还是在平稳的发展，没有明显的大起大落。

　　透明的自由+透明的规管=新经济增长走势

　　30多年前，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中诞生，如今，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金融区等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部署中应运而生。开放意味着更加自由，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然而，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提出一个问题：有了自由，能自律吗？

　　不少学者质疑，自由会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野蛮竞争，究竟能不能有一个自律的市场经济？“现在的新经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信息化，信息化会使经济变得更加透明，会解决原来在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所产生的很多问题，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认为，如果自由的竞争能更加透明，它可以不要自律。金碚举例，在互联网时代，国家对互联网的管制是相对较弱的，而对实体经济的管制较强，但也不见得实体经济的欺瞒行为比互联网的少，在自由和自律之间，透明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金碚的观察中，在新经济的推动下，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从一个强制性透明或者强制性公开慢慢演变为竞争性透明或者是竞争性公开。“过去是谁更保密谁更具有竞争性，现在是谁更透明谁才具备竞争力，这是竞争性的透明。”比如在某些绿色产业中，谁的产品信息更透明、全面，谁就更有理由让消费相信这是绿色产品，就更有利于该企业的竞争力。金碚认为，如果竞争性的透明行为在我们新的信息化社会下能够越来越强大的话，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可能会变得更加自律。

　　然而，自由竞争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规管，金碚认为这种基于透明的自由上的规范和管理也应该是透明的。“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来决定资源配置，政府的规范和管理如何更有效率？规管的过程也要更加透明。”金碚举例，新加坡和香港都是比较自由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管得严，但是透明地管，香港更透明自由，两个地方都有竞争力。“透明的自由加上透明的规管，能给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种新的颠覆过去的逻辑，能够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有增长潜力的走势。”

　　南方日报记者 卓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