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苏浙三省试点追踪：权力清单实施起来啥样？

　　浙江一位企业负责人说，责任清单是有了，但对企业来说，如果政府部门不按权力清单办事，他们也无能为力

　　“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今年是在省一级公布，明年推向市县一级，晾晒清单，让社会监督。”面对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许下的庄严承诺，各地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如何实施？记者就此采访了先行试点省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皖苏浙三地，看地方权力清单实施取得的成效进展和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权力含金量几何？

　　用药安全是百姓关注的焦点，然而药品质量出了问题，药品生产审批部门有无责任，是哪个环节的责任，往往说不清楚。在安徽，去年10月开始公布实施的政府部门权力责任清单则有效改变这一局面。

　　记者在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行政权力责任清单上看到，位列1号的权力是“药品生产行政许可权”，清单上不仅详细列举了这项权力的法定实施依据，还详细列出该权力在行使中的责任事项和追责情形，一旦出现“对不符合条件给予审批或越权审批的”“审批后不履行监督职责”等问题，都有对应的问责。

　　“有了这样的清单，政府权力透明，责任事项明白，权力不能再任性，老百姓也更放心。”一家药企负责人说。

　　作为率先探索推行权力清单的省份之一，安徽省从2014年4月份开始在包括安徽省食药监局在内的全省75家省直单位探索实施省级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公开工作。依据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求和相关法规对上述省直单位的审批、处罚等10类权力进行大摸底、大清理、大晾晒。在浙江和江苏，类似的工作去年也同样展开。

　　亮出权力清单的过程实质上是对政府部门权力的自我“割肉”过程。“哪些权力要取消、哪些权力要下放，都涉及部门的切身利益。”具体负责清单编制工作的安徽省编办副主任郭本纯说。在安徽，历时半年经过政府部门、法律专家、社会征求意见等“几上几下”程序，最终梳理纳入权力清理范围的省级75家单位权力事项基数是5405项，经审核，减少3693项，精简超过68％。在浙江和江苏，最终确定的省级政府部门权力也精简超过40％以上。

　　如今，上述省份的权力责任清单不少已经在政府网上全文公布，供公众点击浏览，每一项权力不仅列出实施主体、承办机构、实施依据、办理时限等，还有责任事项和追责情形，权力运行流程图一目了然，以实现“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

　　不过，在采访中，一些参与权力清单编制的人士也提出，建立科学的权力设置标准是决定权力清单“含金量”的前提。“权力、责任清单是个新事物，权力怎么列、责任怎么定都是个新问题。”一位参与地方权力清单编制工作的专家指出，少数单位把一些本应该取消的事项也进行打包处理，或者把风险大的权力事项和审批事项推出去，把有利可图的审批权抱在手中。这种“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实质是一种简政放权的数字游戏。

　　“自己清理自己手中的权力，恰如自己清理自己的办公室，谁会把有用的东西扔出去？这其中有多少削减的权力是‘割肉’，又有多少削减的权力形同‘剪指甲’值得关注。”这位专家说。

　　问责谁落实？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亮出来了，审批少了，群众办事是不是方便了？

　　“现在办证，比想象中还要快，早上申请，下午就有人打电话通知来取证了。”在江苏省淮安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城管局服务窗口，天仁药房老板王女士一大早赶来领取临时占道经营搭建审批证。“按规定要3个工作日，没想到当天就办好了。”王女士连声表示意外。

　　江苏省编办主任俞军说，从2014年7月起，江苏省编办经过几上几下，历时3个月，最终形成了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和行政权力清单。但他们发现，行政审批过程中仍存在的“一长四多”，即办理时限长、中介多、盖章多、收费多、材料多的现象，为此省编办探索建立与“权力清单”相对应的“责任清单”，确保各部门权责对等，防止清单“挂在墙上、踩在脚下”。

　　“有权就有责，如果没有责任和追责，单纯地公开权力清单，难以发挥社会监督和制约作用。责任清单如同给权力套上一道‘紧箍咒’。”俞军说。

　　在江苏淮安市政务服务中心食品药品监督局窗口，工作人员王柏年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分管领导的授权书，他说：“以前变更企业负责人还要找领导审批，现在窗口一站式搞定，有的甚至只需在网上提交材料，不需要到现场勘查，审查合格就可以直接办理。”王柏年表示，现在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责任都明明白白亮出来，如果不按章操作，就会被追责，这让他们很有压力。

　　不过，记者也发现，目前的责任清单往往只是晾晒，谁来问责、谁来追责尚不明确。浙江一位企业负责人说，责任清单是有了，但对企业来说，如果政府部门不按权力清单办事，他们也无能为力。

　　“有权必有责，但问责须落实。”郭本纯认为，亮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只是第一步，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公布后，谁来监督执行，出现问责情形谁来追责，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的制度保障。

　　权责清单进市县

　　“以前市民申请办理户外广告许可证后，还要准备所有材料再到路段大队申请办理临时占道搭建审批证，要跑很多腿才能办好所有手续。如遇到大队管理任务繁重，就可能将审批时间拖延下来。”安徽淮安政务服务中心市城管局窗口负责人汤锦芳告诉记者，如今按照权力清单的要求和流程，只要市民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必须一次性告知备齐所有材料，并安排人员前往现场勘察，只要符合条件，材料齐全，窗口当即就可以发证。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明年将在市县一级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在皖苏浙三地，市县权责清单也在陆续推行中。其中，浙江省在去年6月不仅把省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在网上公布，还把市、县级权力清单也同步上网公布，在全国率先实现省市县三级统筹设计、梯次推进权力清单。

　　“市县一级的行政权力是与老百姓利益联系最密切的权力，在市县一级推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将有效防范行政权力在‘最后一公里’被滥用。”浙江省编办主任鞠建林说，在市县一级推行权力清单以来，一些市县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得到有效规范，企业办事更加高效便捷。

　　据了解，目前市县权力清单的编制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省级层面监督制定，有的由市县自行制定。如何保证市县权力清单的科学制定便成了试点地方反映突出的问题。一位地方编办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为了应对制定权力清单，某地公安部门专门成立20人小组，对着法律条文编制了1400多项行政权力，只为尽可能多留一些权力在手中。

　　“推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是限制政府部门自身权力，是革行政机关自己的命。这对许多市县基层政府部门来说，从思想上开始恐怕并不积极和主动。”安徽滁州市委书记李明在调研中也发现类似问题，在该市推行权力清单的过程中，一些部门仍然把权力清单当成筐，什么权都想往里放，“甚至有些权力连单位一把手自己也不清楚。”李明认为，这反映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必负责”的理念还未深入到基层政府官员的脑海中。

　　郭本纯、鞠建林等人认为，权力清单是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招，目前省级层面推行权力清单拥有机构、人员、专家队伍等多重优势，权力清单落实的“最先一公里”问题不大，关键在如何保证“最后一公里”的落实质量，如何建立科学的市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定办法，明确“有进有出”的权力动态调整办法，将是市县权力清单制度的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