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大打车软件贴身肉搏,监管部门也坐不住了。一则“出租车司机只能使用一款叫车软件”的消息备受关注。记者从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获悉,此规定只是不许司机同时使用多款软件,与电商竞争无关。对于不听劝阻的司机暂不处罚。
打车软件风靡以来,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打车软件公司之间竞争白热化也带来了监管难题。不过,北京交管部门此次的出手“劝阻”,更像是一次善意的提醒,而非“妈妈再打我一次”——处罚。相比深圳等地的一度叫停和封杀,北京一直对打车软件有着“同情之了解”,对之网开一面。一度有媒体赞之为打车软件的“北京经验”。
如今打车软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的哥用多软件抢单多得补贴,二是软件分散的哥注意力,引发安全担忧。对于这两大弊病,的确需要规范和提醒。相比交管部门的口头提醒,技术改进可能更管用。的哥用多软件抢单问题,其实是一个技术的漏洞,至于软件分散注意力,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也应不难。至于安全问题,法律有明文规定,司机开车时不能打电话、发短信以及有其他操作手机的行为,这不仅对打车软件有效,对任何司机都有效。
公众的担心主要在于,新生的打车软件“挨打”还不够,甚至再次被封杀。打车软件崛起的过程,很像当年的支付宝、快递“三通一达”以及时下流行的微信、余额宝。它们都是“互联网思维”的产物,也是民营经济活力的代表,更是经济转型的先驱。“互联网思维”的精髓就是商业民主化,核心价值是开放、平等、互动、合作。支付宝瓦解了传统商业,“三通一达”打破了邮政独大,微信冲击了电信业,余额宝则挑战了巨无霸银行。算来算去,出租车行业也该到了引入几条鲶鱼的时候,相比官方打车软件“订单为零”,民营打车软件的火爆说明消费者用脚在投票。
有专家称打车软件破坏市场公平,呼吁政府强势介入,这说法并不得要领。可以说,面对高层持续关注的老百姓打车难问题,只靠官方调价听证——这一上面的“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应运而生的民间打车软件——这一下面的“对策”,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如果上面的“政策”与下面的“对策”形成合力,解决打车难会省力得多。
我想,个别地方对打车软件施以重拳,多是源于垄断即将被打破的恐惧。伴随着互联网思维的普及,那些靠垄断、或者中间环节获取超额利润的企业形态必将消失,时代大势使然。因此,对于新经济的管理,对于经济转型的思考,都需要有互联网的思维。如不久前《新闻联播》头条——互联网思维正在改变中国制造业,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自然也不能落伍。就打车软件而言,一味地踩刹车并非上策,法律规章和市场监管快马加鞭,赶上互联网的车轮方是上策。
[责任编辑: 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