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揭牌满月巡礼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种海鸟名曰精卫,文首,白喙,赤足,“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在中国现代记忆中,有一种海鸟叫做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精卫、海燕,都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与浩瀚大海搏击的精神象征——面对这片带给我们苦难和辉煌的蓝色大海,虽常逆风艰行,折翅蹉跎,但挡不住的是中国人追求梦想的历史脚步,压不垮的是经历暴风雨洗礼后的中华脊梁。
今天,又一羽展翅云霄的海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然冲破海天。这片仅占国土面积三十万分之一的海滨热土,聚焦着亿万国民的期望,肩负着前行探路的使命,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壮丽篇章。
(第一篇章)沧海桑田
这里是中国万里海疆的中点,万里长江奔流的终点——千余年前,今天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只是一片汪洋,奔流不息的滔滔长江,逐渐在东海之畔孕育出今天的沃土。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畔,长江、黄浦江和东海三水合一。
如果说黄浦江带来本土文明,长江带来中华文明,东海则带来海外文明。多重文明的交汇融通,让上海自贸试验区从前世就积累了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基因。
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为保障航海安全,永乐皇帝下令在邻近的高桥地区修筑“宝山”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为航船指明方向;他还亲笔撰文立碑一座,以告后人:“当江流之会,外即沧溟,浩渺无际。凡海舶往来最为冲要。”
哀哉痛哉,永乐以降,“海禁”渐起,华夏逐渐走上“闭关锁国”道路,这片向东的大海屡屡成为民族最为伤痛的疤痕。
在长期与世隔绝中,中国逐渐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1842年,英军舰队进犯吴淞口,江南水师在提督陈化成统率下展开壮烈的吴淞保卫战,坚守高桥东炮台的中国官兵全部英勇殉难。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也曾想以一腔热血,挽大厦之将倾。晚清时期,高桥人朱其昂曾出任中国第一家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总办,希望能从洋商手里挽回国内航运之权利。但腐朽的政治体制,残暴的帝国侵略者,打破了“实业兴国”的幻梦。
这里也曾是“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迷梦所在。上世纪初,上海第一个正规的海滨游泳场——高桥海滨浴场在此诞生,行政当局还为此专门开通一条公交线路,张学良、吴铁城等主政高官送匾祝贺,穿着泳装去海滨浴场在当时已成为时尚潮流。但这虚假的繁荣,很快就随着日寇的铁蹄化为泡沫幻影。
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口的这片土地才真正迎来生机。伴随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宣告开门。偏远落寞而又不安于现状的滨海村镇,由此走上新的开放征程。
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建立全国首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是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内容。
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舒榕斌,是最初“浦东十八勇士”中的一员。回忆起这段历史,他告诉记者,保税区在筹建时,定位就是自由贸易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终的名称被修改为“保税区”。
然而,外高桥保税区的英文译名为“Free Trade Zone”,这个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天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其说冥冥中有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昭昭间必成的信念。
时至今日,在外高桥落户的7000多户企业中,有世界500强企业逾120家、各类营运中心200家。外高桥的经济总量、外贸总额和税收等各项指标,在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高居第一,占全国保税区的半壁江山。
从“渔盐之乡”到“航海之标”,从外高桥保税区到上海综合保税区、上海自贸试验区,这片热土的不断升级绝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历代有志者勇于开拓、锐意革新留下的印记!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发出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与当年郑和下西洋一样,在拥抱世界的大潮中,上海又一次站在了潮头。
(第二篇章)海天惊雷
2013年10月8日,肆虐中国华东沿海的台风“菲特”在福建沿海登陆,数百公里外的上海,迎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雨——整座城市一时如海上泽国。
当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迎来了首个受理日。暴雨势若倾盆,却挡不住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汹涌人潮。
温州商人孙宝华想开一家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公司,当天清晨7点他就赶来排队,并率先递交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成为当天首位办事成功者。“怕赶不上‘头班车’,国庆期间我一直住在上海,今天讨了个好彩头!”孙宝华说。
这样的热情在过去一个月里持续燃烧。工商部门统计,自贸试验区挂牌首月,设立登记企业208户,这个数字是去年同期的近5倍,还有1528户企业办理了名称核准手续,它们即将成为下一阶段企业设立的主要对象。
从29天到4天——仅仅用了4个工作日,首批申报企业就拿到了以往需要29天才能办成的营业执照。方玉书在区内注册成立了从事保险第三方服务的外商独资企业“阿礼尔”。他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工商登记“一口受理”模式、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都为设立企业提供了很大便利。
从数小时到30秒——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关卡口,司机掏出一张提货通知单,将单证上的条形码对准车道上的扫描器,“嘀”的一声,卡口栏杆自动抬起,货车入区驶向仓库,全程只用了6秒钟。而通常最多的也不超过30秒。
“以往进出这个区域,需要司机走8道程序,盖4个章。现在只需提前10分钟发送提货申请,就可以直接从港区提箱装货、先行运货进区,预计物流成本可减少10%。”捷开依(上海)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耀婷说。
从17万件到190个小类——在我国内地首份实行的负面清单,将原有的省部级以上部门关于外商投资的17万件文件,缩小到190个有管理措施的小类,超过80%的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新政策引来新的投资潮,除了中外资银行第一时间抢滩自贸试验区,从事外资游戏游艺设备生产销售的百家合、从事海洋工程设计的艾摩珂、融资租赁兼营商业保理的利星行等纷纷落地,一批演出经纪、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外资机构也在跟进洽谈。
一个月过去,连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也坦陈有一连串的“没想到”:“自贸试验区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即外商投资企业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更有热情的却是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他们注册和咨询的比例超过外商的数倍!”
“政策的一小步,是政府管理理念的‘一大步’。改革不单单是政府的事,是需要企业、社会、每个人共同参与的事。改革的红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参与改革的每个人创造的。”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说。
(第三篇章)海上梦圆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历来与海结缘。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深圳、浦东、入世直到今天的自贸试验区,几乎每隔十年就会有一次重大战略布局,在将对外开放推向更高起点的同时,彰显着中国一往无前改革的勇气和信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认为,30多年来,中国出现了多波次的“开放倒逼改革”浪潮:第一波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第二波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第三波发生在本世纪初,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第四波浪潮”的标志就是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
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名字上,亦可参出微妙意味——这是一片改革的试验田,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需要自己摸索探寻,拱破旧体制的坚冰,再向全国复制推广。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互交织,相互推动。这,正与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路径一脉相承。
“为什么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因为试验区要着眼于全国发展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隆国强说。
就在自贸试验区即将满月之际,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方案的精髓部分,与区内正在进行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基本一致。以制度创新实现“可复制可推广”,成为活生生的案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全面深化改革已成各界共识。上海自贸试验区像一个开路先锋,给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第二季”打开了无限可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锣大戏。”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说。
我们从未如此接近的改革梦、开放梦、中国梦,汇聚于东海之滨的这片热土。前行仍有惊涛骇浪,前途定是一片光明。历经沧海桑田,见证海潮滚滚,人们必将看到,海上梦圆定有其时!(新华社记者 参与采写记者姜微、季明、何欣荣、姚玉洁、许晓青、杨金志、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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