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3年4副市长“下海”做金融 收入猛翻几十倍

　　“学而优则仕”是多少学子孜孜不倦的追求,不少人十年寒窗苦读只为求一功名,但近年来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却选择了逆向而行,他们辞官“下海”,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路。此举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脱离体制后在工作岗位上是否适应?齐鲁晚报记者对此展开采访。

　　长期以来,山东儒家文化的熏陶让不少知识分子在谋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上选择了仕途。但近几年来,辞官“下海”的新闻在山东频频发生,近日,前潍坊市副市长夏芳晨正式出任阳光保险副总经理。

　　三年来至少五名厅官“下海”

　　8月2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核准夏芳晨担任阳光保险集团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这也意味着这名前潍坊市副市长已正式完成了从厅官到保险公司高管的转型。去年12月,山东省政府发文免去夏芳晨省社保基金理事会股权管理总监一职。

　　公开简历显示,夏芳晨1965年4月生于潍坊安丘市,1985年被分配到了潍坊市财政局,从基层办事员逐级晋升,2010年升任该局局长、党组书记,并在2010年晋升为潍坊市副市长,负责该市规划、住房公积金管理、金融、保险等方面的工作,在七名副市长中位列第五。2015年8月起任职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股权管理总监。

　　厅官辞官做金融,夏芳晨并不是个例,早在2013年12月份,蔡国华就从烟台市副市长任上转任恒丰银行董事长。此外,在2015年6月,原菏泽市副市长张毓华加盟太平洋保险。另有消息传出,青岛市副市长刘明君也将加盟一家大型券商机构。“虽然还没有辞职,但是业内在年初就已经知道了,刘的下一站可能是中信泰富的高管。”青岛一家地方法人银行高管说。很快消息从侧面得到了证实,7月25日,中信泰富特钢集团2016年度中期业绩汇报会在上海总部召开,与中信泰富董事长、总裁张极井一并出席会议的,还有中信泰富常务副总裁郭文亮,以及莫伟龙、栾真军、刘明君、陈蒙等中信泰富有关领导。虽然刘明君具体职务尚未公布,从内部信息披露的中信泰富领导来看,刘明君很有可能是副总经理职务。

　　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山东省四名副市长“下海”做金融。再加上此前出任华大基因农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原济宁市市长梅永红,厅级官员“下海”再次成为舆论的热点。“压力小了,收入也相应地增加了。”老王曾经是山东某地金融监管部门的副局长,前年跳槽到当地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担任副行长一职,主要负责宣传等多方面工作,用他的话说,官员“下海”并不是新鲜事,此前一直有这种情况,只不过近几年来不少人对于晋升、收入、家庭等多方面考虑之后,可能会选择“下海”赚钱。“地方法人银行的董事长年薪都在数百万元,而监管部门的局长呢?恐怕零头都不到。”

　　新工作多与原分管领域相关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转任金融行业高管的四名副市长多半分管金融业或工业企业,并且任上政绩突出。以刘明君为例,在2012年担任青岛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之后,就一直分管金融工作,其间青岛市金融业增加值、税收、存贷款余额等硬指标数据一直节节攀升,2015年还组织了“行长下基层”活动,帮助全市千余家企业获得足额贷款,使一些企业渡过资金难关。

　　同样,夏芳晨曾担任过潍坊市财政局局长,蔡国华兼任过国资委主任。“山东省金融改革以来,金融业发展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培养了大批高端人才,除了这些厅官之外,今年3月初前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陶以平接替李仁杰出任兴业银行行长。”青岛市银行业一位高管告诉记者,金改为金融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内生动力。

　　分管金融、主持过财政工作,正是因为这些工作经历和经验积累,使得夏芳晨等厅官有了从事金融行业的资本。其中,也有不少偶然因素。据了解,阳光保险董事长张维功与夏芳晨为潍坊老乡,张维功比夏芳晨大两岁,曾是保监会系统最年轻局级干部的张维功,在广东保监局任上辞职下海成立阳光保险。2010年,阳光保险和潍坊市政府签订《关于市民健康中心市场化运营的合作协议》,夏芳晨在任副市长期间也考察、陪同调研过医疗卫生项目。

　　张毓华的下海也与其分管领域有着一定的联系。去年4月份,太平洋保险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国富,到产、寿险菏泽中心支公司看望慰问干部员工,时任菏泽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张毓华就陪同出席了活动。

　　收入翻几十倍“下海”拿百万年薪

　　不可否认,薪酬是官员辞职的一方面原因,梅永红2015年3月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社会应更加理性对待政府官员。他说:“我每天工作超10小时,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一个月才7000元,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虽然夏芳晨出任阳光保险副总经理的年薪数据不为人知,但据业内人士估计,固定工资+浮动奖励,夏芳晨有可能拿到百万以上的年薪,如果再有分红奖励,那么收入会更多。

　　记者通过翻阅山东省各家城商行、地方法人保险公司年报得知,在青岛、济南等一些省内一线城市,总行、总部董事长与行长的工资大多在百万以上,甚至有的可以达到300万左右。

　　“其实百万以上年薪在金融行业中并不奇怪,特别是对一些营销类岗位来讲。”济南市一位金融行业从业者说,在一些支行网点,甚至出现过支行行长收入高过分行行长的情况。“据了解,去年有好几个支行行长的年工资都在几百万元,因为存款比较多,销售任务完成得比较好,此外还可以有效地控制坏账。”青岛市一位城商行中层营销岗负责人告诉记者。

　　对于从事管理类工作的夏芳晨来讲,固定收入会相对多一些,浮动收入相对少一些。近几年保险行业高管工资在金融行业中处于高位,以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这类保险巨头企业掌门人为例,年薪都在300万以上,公司副总也有百万以上年薪。

　　“一行三会”三年至少36位官员离职

　　收入低、体制内晋升困难是主因

　　日前,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即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现象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据记者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不过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因为有官员离职未见诸报道,因此“一行三会”离职下海的官员数量应比样本数量大。

　　此外,目前离职的“一行三会”官员大多为专业技术性官员,离职后大多转向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甚至互联网金融等机构。

　　从36个样本的去向来看,共有10人离职后加入银行,占比27%,是最集中的去向。其次为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分别有六人、五人离职后加入。

　　人民银行系统方面,共有九位官员辞职“下海”,级别涵盖处级干部到副部级。除副行长胡晓炼、刘士余及行长助理金琦的任职是组织安排外,其余六人离职后到银行、市场机构任研究员的数量均为三人。至于“离职下海”的原因,提高收入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位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对记者坦言:“(离职)原因很简单,收入太低了,缺少激励约束机制。”

　　6月初,证监会又批准五名干部离职,分别是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两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三名处级干部。此次人员调整引起了证券行业的广泛关注,市场一致认为证监会将迎来第四波离职风潮。上一波离职潮发生在2010年至2015年,其中仅2014年,就有约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2015年前五个月,有六名司局级干部离职。大多数干部离职后投身市场机构,尤其是基金行业。

　　显然,基金行业丰厚的薪酬和个人价值的增值空间吸引了大量的离职官员。“证监系统的处级以上官员离职之后,往往会进入基金公司、券商、私募等机构担任高管,年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远远高于证监会系统的收入。”业内人士称。

　　市场机构历练、体制内晋升困难也是他们“下海”的原因。早在2015年年初,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内部会议上也解释了证监会频现离职风潮的原因,“从2014年主动离职的中青年干部情况分析看,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关注不够。”证监会内部管理职位有限,官员晋升比较困难,于是纷纷下海,谋求更开阔的职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