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

　　“‘中等收入陷阱’可细分为‘下中等’和‘上中等’两个阶段，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结合全球格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日前在其新书《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读书会上做上述表示。

　　贾康认为，对于经历“黄金发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显期”且经济发展态势正在进入“速度下台阶”的“新常态”的中国，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这一问题，现实意义显而易见。“不要以为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得总体还不错，GDP年均增长近两位数，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后只要照原样一路发展下去，就可以衔接高收入阶段的到来和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坚克难实现升级换代式的发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为前车之鉴。”贾康强调。

　　在贾康看来，可以将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

　　贾康同时提醒，我们需特别注意的一种现实情况，是经历“追赶—赶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国。“这些又引发了我们对制度和技术两大成功支撑基点的相互关系的思考。通过考察和描述经济增长实践模型的演变，我们能够看出经济增长研究中对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应有重视。‘制度’作为一项人们在不断尝试却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与技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成功者的经验看，在经济的后发追赶阶段，技术受到外溢性影响而水平不断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发展，而在赶超实现的阶段上，往往是制度红利得到更大发挥并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从而刺激技术自主研发进而实现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