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过大挑战中国经济

　　宋晓梧，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的实践，在企业改革和劳动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面撰写了一些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论著、文章。

　　●分配差距过大或两极分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两极分化将产生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后果，对此，我们可能还估计得不足。

　　●它对经济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严重失衡。对社会的挑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社会矛盾多发。从中长期看，肯定是对政治的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48期日前召开。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发表了题为“走向共同富裕”的主题演讲。

　　宋晓梧说，分配差距过大或两极分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两极分化将产生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后果，对此，我们可能还估计得不足。

　　宋晓梧说，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居民收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人均G D P是l90美元，2013年已近6000美元。l978年城乡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分别为311元和116元，现在城乡居民一个月的消费支出相当于1978年全年的三到四倍。但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绩的同时，更应当看到当前民众对收入分配现状很不满意，主要问题是分配不公、差距过大。

　　“收人分配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现在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在经济学界和理论界也有一些争议，有的同志认为不是太大的问题，基本上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但是我认为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至少从三个大的方面提出了挑战。”宋晓梧说。

　　首先，它对经济方面是个重大挑战。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把收入分配放到社会方面来讲，但收入分配也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它对经济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严重失衡。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个课题组对消费率做了国际比较。在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数据中，中国消费率是最低的，包括政府消费在内只有44.7%，居民消费还不到40%，投资和消费结构严重扭曲。

　　要提高消费率就要提高一般中低收人者的收入，否则消费问题很难解决。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过低，收入差距过大。有些人讲以扩大高端消费甚至奢侈消费来提高消费率，实际上有钱人并没有多少消费意愿，至少在国内消费的意愿很低，而国内一般消费者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其次，对中国社会的挑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社会矛盾多发，劳资矛盾多发，并出现社会阶层的固化，有些社会学者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层断裂。

　　所谓固化问题，就是“官二代”、“富二代”，还有“垄二代”的出现。多年来全国两会期间都有民意调查，收入分配基本上排在不满意度的前三位。其实社会保障也属于收人分配范畴，是二次分配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形成了对社会的严峻挑战。

　　其三，不公平构成政治挑战。这一点一般经济学者不多说，但是我认为从中长期看，肯定是对政治的重大挑战。

　　“20世纪90年代后期、2l世纪以来，平均主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分配差距过大或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主要问题。”宋晓梧还说，我不认为现在收入分配问题被过分渲染、过分夸大了。相反，对于一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来说，两极分化将产生的严重后果，中国可能还估计得不足。

　　虽然有进步但仍面临严峻局面

　　党中央、国务院对收人分配问题的认识和采取措施的力度，这几年在逐步加大、加强，在收入分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与农村居民纯收人之比3.33：l，2012年缩小到3.01：1。农民收人增长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最低工资连续三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提前8年实现了制度全覆盖。

　　宋晓梧说，在看到近年来收人分配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更要看到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局面。

　　一是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没有明显改善。我国居民收人增长速度长期慢于政府财政收人的增长速度，职工工资总额占G D P的比重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80年的16.99%，下降到了2011年的12.68%。这说的还是总体劳动收入在G D P中比重下降。总体劳动收入还包括企业高管的收入，包括了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如果把高管和垄断性行业单列，普通劳动者收入下降更大。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根本改善。最低工资多年保持平均20%多的增长幅度，其实是对前十几年甚至于二十几年农民工工资过分压低的反弹。在农民收人增长的同时，生产成本也在大幅度增加，下一步城乡差别究竟怎么样还很难说。

　　三是农民工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中国现在有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主要从事苦脏累险行业，在基建行业占到70%到80%，可以说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可是现在到了第二代还叫农民工，叫新生代农民工，那要一直到第几代才能算完？他已经是产业工人了，只因为出身不同，20多年不给转身份，这会产生社会矛盾。

　　四是农民的财产收益。研究资料显示，近年来，每年土地收益农民少拿了上万亿元。农民每亩只有1000多元的年租金，而所谓招拍挂的价格则达到了每亩60万元。如果能合理确定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合理确定农民的土地报酬，整个收人分配格局就不会是今天这样。

　　五是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行业间收人差距不断扩大。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2008年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报告》，结论是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中有三分之一是由行政垄断因素造成的。一般同家的行业收入差距，按大行业分约为2倍左右，中国按大行业分，最近颁布的数据在5倍左右。

　　六是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亟待推进。基本社会保障从制度设计来说已经做到了全覆盖，这是历史性进步。但它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问题比较大。现在的突出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双轨制。2005年以来，国家连续8年提高了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企业退休人员仍十分不满。基本医疗保险在一些地方待遇差距也非常大。基本社会保障的地区的差异也存在逆向转移趋势。例如北京社会统筹的这部分医疗保险，按照工资的6倍算可以报销30万元，现在比30万元还多。可其它一些省会城市只可以报5到6万元，多的十几万元。

　　收入分配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

　　在演讲的最后一部分，宋晓梧根据自身的体会提出了七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利益关系。应该坚持适当减少政府的收入，让税、让利给企业，这样企业才可以给职工比较大的增收空间。营改增一项改革就使企业一年多受益近2000亿元，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关系，主要方向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深化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非常困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搞了放水养鱼，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留作企业自我发展。现在国企实力增强，鱼已经养得很大了，需要提高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分红比例。再就是要打破垄断行业向民营开放，向竞争开放。竞争型可以全部向民营放开，实行混合所有制，有的国家相对控股，有的可以让民营相对或绝对控股。

　　第三，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一说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各地就说没有这个成本。我们不能只看见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成本，更要看到他们为城市创造了财富。农民工在“十二五”期间全部市民化难度不小，能不能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第四，增加农民的财产收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要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相关的内容，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加以修订。修订《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将国家征地严格限于公益性用地的范围，实施征地必须经由严格的程序，并按市价原则给予充分补偿。修订《物权法》、《担保法》与《土地管理法》中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限制性规定，允许农村在一定期限内对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和流转。

　　第五，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行就业关联的基本保障项目。这里只能提出相对均等的原则，因为均等不是说要搞平均主义。比如，养老保险实行就业关联原则，养老金与工资收入就是相关联的，挣的多缴到个人账户就多，退休了就拿的多一点。但不能有基本制度的差异，如“双轨制”。

　　第六，研究开征遗产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十二五”期间就应该研究。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富裕群体，可以通过开征遗产税把官商的财产搞清楚。

　　第七，进一步完善集体协商机制。从总体上说，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会组织，但是工会在各种重大劳资纠纷中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现在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这种情况使企业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工会的利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集体协商机制。但是这个集体协商机制，首先是“协商”的双方主体要进一步明确，工会如何从过去计划经济的行政性组织变为一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雇主组织能不能够真正成为雇主利益的代表团体。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重复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建立有组织的劳动力市场。

　　宋晓梧最后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的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并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中国下一步深人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

　　现场问答

　　问：您觉得中国社会保障没有达到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宋晓梧：一开始搞社会保障改革的时候就不是从建立一个全社会保障网络，而是从国有企业配套措施出发的，这个有当时历史的局限性。2003年以后把社会保障制度延伸扩展到城市居民、扩展到农村，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的制度设计，社会保障碎片化造成了不公平。这个问题在过去长期被国有企业改革中心环节所掩盖，现在已经提到议程上了。

　　问：现在制造业人工成本越来越高，很多省市强行提高最低工资使得一些企业不堪重负，把他的产业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

　　宋晓梧：低劳动成本竞争有它历史的局限性，在我们劳动力成本非常低、物质非常贫乏的时候有积极性，到了一定程度应该转型。不要担心我们的产业转移，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中国在世界上科技创新水平也很高了，如果又要保持一个最低的劳动力成本，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是在制造社会矛盾。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同样存在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低端产业化转移的过程。你要想不向越南转移产业，就要把中国的职工工资压得跟越南一样，在中国现有环境下可能吗？在国内也有一个区域差别，从珠三角、长三角向四川、甘肃转移，这是经济发展正常的流动状况。

　　问：现在高校毕业生很多去考公务员，剩下就是想进银行、央企，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宋晓梧：供大于求的时候工资要低吧，在一定制度条件下，公务员是远远供大于求的。就说我们发改委，曾经一个司要招一个人，四千七百多人报名。供远远大于求，也没有见把公务员工资压低了，福利压低了。现在就业讲市场导向，哪里工资高、福利高人就往那去。关键是收入分配极大扭曲了就业意愿。城乡差距这么大，谁愿意去农村。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距也这么大，谁愿意在小城市，都来北上广了。北上广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差距又这么大，谁愿意去竞争性行业，又集中在垄断行业和公务员这一块。这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造成的就业结构的一个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