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增长的根本问题是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43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刘伟发表了题为“改革对中国发展之意义”的主题演讲。刘伟认为，在连续30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最乐观能在2030年回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位置。但面临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威胁的双重考验，能否实现发展，根本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从未如此接近现代化

　　从2010年算起，给中国十年时间，中国可能实现从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刘伟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可喜成绩开始讲起。他表示，根据可拿到的中国改革开放34年以来的年度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了平均每年9%以上的高增长速度，创造了当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中国之前，不乏大国经济维持20年平均每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先例，但中国是连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首创者。

　　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促进了中国经济规模的改变。刘伟说，从GDP总量来看，到去年年末，中国的GDP总量第一次突破了50万亿元大关，达到了51.9万亿元人民币。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较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提高了24倍左右。51.9万亿元按照最近三年的平均汇率来换算是8万多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0.4%，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而从人均GDP水平来看，2012年年底按13.4亿人算的话，51.9万亿的GDP的总量，人均GDP折算下来在3.9万元左右，实现了这34年来中国人均GDP平均每年8.7%的增长，这个速度也创造了国际人均GDP增长的记录。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比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17倍左右。

　　同时，在这35年里，中国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于1998年完成了从低收入穷国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起点的转变。而到2010年，又一次实现了从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到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刘伟分析，当代达到人均12475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有70个，从历史经验来看，这70多个国家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年份不同，但绝对历史上用的时间平均是十二年零四个月。历史证明，人口大国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穿越用的时间要短一些，平均为十一年零九个月。也就是说，大国经济起飞前的准备比较麻烦，需要积累的条件，克服贫困的难度比较大，但是它一旦克服了贫困，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后期，冲击力度会远远超过人口小国。这就预示，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可望可及的机会：从2010年算起，给中国十年时间，中国可能实现从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如何把握机遇，刘伟提到了两个关键的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2020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前后，我们要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

　　刘伟认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包括经济的数量和质量。数量方面主要指的是GDP的经济规模，包括总量和人均两个方面。中国目前提出了两个倍增计划：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们GDP的总量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的水平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实现这个变化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7.16%。刘伟说，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已经发生的实践上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一速度的实现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质量上，中国还要实现结构变化，也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到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

　　第二个节点是205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前后，我们要建成民主富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赶上当代一般的发达国家。

　　中国也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威胁

　　构成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的所有变化和因素，都在目前的中国并存。增长方式、创新能力、收入分配的问题亟待解决。

　　但刘伟也不否认新阶段也面临不少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

　　当谈到供给方面的挑战，刘伟表示核心竞争力的改变影响不小。

　　在过去，我国的主要增长方式是动员大量低廉的要素投入到经济中，扩大经济规模，带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竞争力是成本低，要素便宜，忽略了劳动力、土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因为成本低，有竞争优势，带动经济迅速扩张，从而带动就业，带动国民收入增长。而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力转移成本提高，我国的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不能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带动增长，而应该实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来带动增长的转变。否则，通货膨胀难以规避。

　　刘伟认为，需求方面的变化简单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投资需求的增长取决于国家的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如果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够，投资需求将会面临尴尬的局面。投资方在资本市场上找不到新产品的投资项目。面对没有新产品开发，没有产业升值空间，和发达国家不再继续转移新产品、新项目的局面，低水平的重复投资，会造成产能过剩。这就是所谓的投资需求疲软。

　　消费需求到现阶段面临的考验是国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降低，国民对未来没有信心，进而增加储蓄，不敢消费。这两方面都会导致需求疲软。

　　刘伟说，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机遇，现代化的目标离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一个深刻的挑战，构成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的所有变化和因素，都在目前的中国并存。

　　不能用紧缩银根对付通货膨胀

　　现阶段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与经济下行危险双重风险并存。解决这两个问题要求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相反的，因而增加了当前经济失衡的复杂性。

　　在谈到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失衡问题时，刘伟称，这并不是现阶段才出现的特殊问题，具有很长的历史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8年这二十年。除了个别年份外，在将近20年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下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失衡是短缺：需求大于供给。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短缺的年代，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值非常强烈，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可能就去抢购，于是形成通货膨胀。

　　第二阶段是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刘伟说，这一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乏力。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到了中国，由于中国本身内需不足，结构调整较大，国有企业改革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出现失衡。当时官方公布有三千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差不多倒闭，大量的进城民工提前返乡。2008年，中国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次冲击力度更大。应对失衡，这一阶段中国开始采取全面反危机的举措，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一直刺激到2010年的10月，宣布择机退出。

　　2010年底到至今是第三个阶段。刘伟表示，现阶段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是：我们一方面承担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有经济下行严峻的危险，这被我们称为双重风险并存。而解决这两个问题要求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相反的，因而增加了当前经济失衡的复杂性。

　　刘伟表示，许多人说通货膨胀率过高，这显然是没有全面结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思考。

　　2011年是5.4%，而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9.2%，相对来说通货膨胀率还是温和的。之所以有人说中国通货膨胀率高了，是指2011年“两会”的时候，政府工作报告锁定的目标是控制在4%左右，实际是5.4%，超出了政府年初提的预定目标。2013年通货膨胀率肯定会在3%以下。从数据看，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很低的。

　　然而，通货膨胀率不高，国民为什么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担心的程度很高？刘伟表示，是因为对这次面临的通货膨胀背后的原因的复杂性的认识，引发了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值的上升和担忧。

　　为了更好地理解通货膨胀概念，刘伟围绕此次通货膨胀的两大特点做了全面性解答。

　　首先，不能用传统紧缩银根的办法应对此次通货膨胀。

　　现阶段中国的情况是较为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对于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中国不仅有治理经验也有制度优势。但当下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如果用传统的紧缩银根的办法，对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或许能有作用，但是对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不仅没有积极的作用，反而有副作用。收紧银根等于资本和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减少，市场利率上升，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而融资成本是进入企业的财务费用的，财务费用是进入产品成本的。刘伟表示，采取这种办法，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成本，反而抬高了企业的成本，加剧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其次，国际开放性因素的加入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一是贸易因素。中国的市场大，基本上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数据表明，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涨一块钱，中国国内市场大豆价格平均涨八毛三。中国国内市场大豆涨一块钱，CPI消费价格里的肉禽蛋这组商品平均涨六毛二。

　　二是国际收支方面的因素。中国长期在国际收支领域里收大于支。外汇存款要定期结汇，外币不能流通，要把它换成人民币投资和消费。如果保持汇率不变，结汇量越大，外汇占款越多，意味着从结汇这个通道投入到流通中的货币量越大，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越大。

　　收入分配问题要高度关注

　　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仅是所谓平等的问题，它同时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效率问题，所以要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面对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大问题，刘伟认为，面对经济下行的威胁，其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二是消费。

　　在刘伟看来，中国投资需求增长的速度并不低，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到2012年这五年时间，中国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都在20%以上。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投资需求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而作为市场力量的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企业虽然拥有畅通的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但创新能力不足，易造成产能过剩。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却困难重重。这是造成大型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型企业有市场但没有钱投的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进而把政府套牢，使得政府必须投资。

　　在消费需求方面，刘伟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这些年并不低，这些年平均保持在14%左右，之所以担心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扭曲，短期内比较难以解决。刘伟表示，中国国民收入的扭曲可分为几个层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国民收入宏观分配在三个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中进行，政府是财政收入，企业是资本盈余，居民是居民收入。这三项近年来增长最快的是财政收入，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最近十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导致中国经济长期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一个症结所在。　

　　其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较大。2010年城市居民的税后平均可支配收入一个人是1.9万元，农村居民一个人的纯收入是5900元钱。另外还有产业间的收入差别。中国农产业去年劳动力就业比重为36%，而农产业占GDP的9.8%。两者差距一下子形成了，而再分配时很有可能再加剧这种差距。

　　这些原因都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基尼系数偏高。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1月13号公布的一个数据表明，最近十年的基尼系数都在警戒线水平之上。这意味着，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整个社会消费倾向会逐渐降低。在消费方面，两极分化不仅影响到公平，同时影响到效率，还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它的可持续性。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仅是所谓平等的问题，它同时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效率问题。所以要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但刘伟表示，这个问题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短期里解决起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我们就担心，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消费需求的疲软。

　　刘伟说，面对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政府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重点在于经济增长，带有一定扩张性；而货币政策的重点在于反通货膨胀，有一定从紧性。两者松紧搭配，是一种反方向组合的方式。但刘伟表示，政策组合能解决的问题是短期的，解决不了根本，真正解决根本和长期的问题要靠发展方式的转变。

　　刘伟从经济失衡的总量失衡的问题上作分析，表示结构失衡是当前经济失衡的主要矛盾。

　　在产业结构上，停滞不前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因而引发投资疲软。只有产业结构升级，才有新的投资机会和领域。其次，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不合理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再次，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最后，贸易结构失衡形成通货膨胀的巨大的压力。这一系列的结构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攻克的难关，是能否实现再一次经济进步的重点所在。

　　刘伟说，十八大报告里明确表示，发展方式的转变要解决的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的调整。结构调整，不仅包括生产方面的技术结构、产品的结构、产业结构、投入产出结构，也包括支出分配方面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投资和消费的支出结构等等，还包括要素成本结构、国际收支进出口结构等。

　　在如何推动结构升级这个问题上，刘伟强调，三十多年的改革走到今天，我们如今的体制面临着新的发展阶段下的新的矛盾。我们应寄希望于创新。他认为，结构调整最基本的动力首先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制度创新，一个和平、公平、有活力、有充分竞争力的制度安排，对于一个民族的自主创新来说相当关键。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势在必行。

　　问与答

　　问：您预测2011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会有7.2%，请问这是怎么得来的？

　　刘伟：我刚才讲十年平均增速至少会达到7.2%，已经过去的三年，2011年是9.2%，有统计数据出来了，2012年是7.8%，也不是我判断的，是一个统计数据。2013年上半年是7.6%。我要说的是这三年的数据是在世界经济最严重的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实现的。我相信往后的世界经济会比前几年逐渐复苏，这个迹象是有的。后面几年只要相信世界经济在复苏，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可能增速比这几年还要高。因为去年进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是负的2.2%，内需中投资拉动经济的贡献占50.4%，消费拉动的贡献占51.8%，加在一起是102.2%。

　　这个背景不仅是理论上的分析，细谈起来原因很多，比如说中国城镇化在加速，比如中国的工业化也在加速，因为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第二产业的拉动，都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要是再进一步分析的话，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信今后几年会比危机最深刻的前几年有所放松，有所转暖。中国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性的因素，和国际经济逐步转暖的前景，把它结合在一起，我相信今后几年的速度还会比前几年危机的时候略高一点。我的信心是来自这两个方面。

　　问：假设您是企业家，接下来三到五年手上有500万元，您是选择买房子还是投资股市？

　　刘伟：你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投资环境不是很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个人觉得还是与社会的创新能力有关系，带来的机遇相对少一些，即使有钱投出去也是有问题的。

　　此外，我国个人所得税最高一档是45%，但是按这个比例纳税的人实际上很少。但是也有另外一个争论，认为中国企业实际纳税的比例是偏低的，两种看法角度不一样。

　　目前中国的税负对企业来说不光是水平高低问题，还有制度是不是透明的问题，是不是有安全感。企业家的担心，一个是创新环境，一个是税负环境，一个是法制环境。

　　那么为什么钱还不走，还在中国投资，那是因为中国毕竟面临巨大的机会，是现在少有的充满机会的地方。所以别看中国的企业家这些年有抱怨，但是他们眷恋着这片土地，因为还是有投资机会的。

　　拿钱出去买房还是买地，这个不好说，这是个人投资的考虑。企业家的这些疑虑是中国企业家的苦恼，既有巨大机会的诱惑同时又有不满意的地方，出现了纠结的心态。我也接触过一些企业家，也有很深的思想上的交流，我很尊重他们，也能体会他们。

　　刘伟简介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现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

　　主要学术活动领域：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

　　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两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二等奖，三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多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获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独立主持多项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先后作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2003)、“货币政策及传导机制”(2008)首席专家。1998年被选入国家教委文科跨世纪人才(首批)，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被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委联合组织的新世纪国家级“万千百人才计划”列为入选者。2006年被北京大学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学术性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委员，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首席经济学家等。

　　主要非学术性兼职：北京市第九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届、第十一届政协常委，曾任全国青联常委，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多省、市特聘专家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