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救助博弈以较为平和的方式收场。截至发稿,欧元重新走强,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牢牢地站到了1欧元兑1.30美元的生死线之上,一度达到了1.303的水平。但从中长期看,此事件对欧元区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使投资者对欧元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
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塞浦路斯与欧盟达成的协议本质上是对银行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资本的流通会受到严格限制。许多来自俄罗斯的大储户将被征收不确定的重税,且余下的资金也将无限期地趴在银行账户上,不得撤出。
在投资者眼中,对大户“拔头皮”,等同“杀猪”,却不是一种债务抵押措施。相反,它是对投资者变相征收的财产税,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根本无法实现欧盟宪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公平。
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曾对财政税有过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说:当政府处于非常严重的债务危机之时,征收财产税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许是在极端情况下使出的最后一招。但在民主社会,征收财产税的难度是不可想象的,鲜有成功的例子。而且,它对于其它欧元区投资者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欧债危机远未结束,如果再有其它国家出现类似的问题,欧盟也可能会动用塞浦路斯政府同样的招数。这会引发浩浩荡荡的资本逃离浪潮。
其次,塞浦路斯危机再一次暴露出欧元区的本质缺陷,即它仍然缺少一个统一协调的银行联盟。上周,欧盟财长会议犯下错误,准备对10万欧元以下的小储户征收重税。在小储户看来,他们受到惩罚完全是无辜的,不公正的。因为在正常破产秩序下,受损失的分别是股东、债券持有者和未上保险的储户,最后才是有保险的小型储户。四级连环,层层递进。欧元区的官僚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一切储户,不仅传达了一个非常恶劣的信号,更暴露出“三驾马车”自身之间的矛盾。有欧盟官员称,若非国际基金货币组织(IM F)总裁拉加德坚持,也许双方早就达成协议,塞浦路斯小储户也不至于遭此磨难。可以看出,总部在华盛顿的IM F和总部在布鲁塞尔的欧盟,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政治利益冲突。
再次,执法不公。在欧债危机中,让政府从银行的坏账中摆脱出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使用欧洲稳定机制(ESM )的救助基金。但这个机制,从塞浦路斯银行危机开始之时就被扔到了窗外。
第四,塞浦路斯的危机会引发更加全面的资本管控。当年冰岛银行危机之时,政府也采用过相同的方式控制资本进出。资本管控措施虽是临时性的措施,一旦实施,却往往很难退出。冰岛资本管控仍然有效,但这种手段,对于欧元区成员国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副作用。欧元作为单一货币,其本质就是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充分调动货币资源对于市场的配给。而资本控制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违背了欧元区设立的最本质的宗旨。
塞浦路斯或许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它的问题是由于其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的———银行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大,对外国储户严重依赖,聊胜于无的金融监管,单一的业务模式(局限于向希腊经济提供贷款)。纵观欧洲大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实体,会把如此多的问题集于一身。仅仅依靠塞浦路斯政府的单个力量,是无法挽救这场危机的。
假设有一天,意大利的银行出现同样的问题,意大利的议会同样也对欧盟“三驾马车”的重组方案说不,那么,这种银行业的危机将会出现持续蔓延的趋势。而“救火队员”欧洲央行一直在实施的流动性换银行重组的计划,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挽救欧元,使欧元区保持完整,央行行长德拉吉还需要多少银子,才能将已经分裂的大地聚拢在一起?这是欧元区能否生存下去的最大变数。(天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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