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四小龙”垫底 政治内耗阻碍管治建设

　　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今日不仅被新加坡超越，也被亚洲其余两小龙韩国和台湾抛离。问题症结何在？香港民建联议员钟树根近日在《大公报》撰文指出，社会的极端政治化，反对派煽动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内耗、民生停滞、基建规划受阻、经济发展空转、产业转型沦为空话等等，都是当中原因。而“占中”若不能得到阻止，势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需引起市民的高度警惕。

　　以下为钟树根先生的文章摘编：

　　同为亚洲城市的香港与新加坡，由于两者都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历史背景相似，人口结构和数量相近，经济活动也是以转口港、商业和服务业为主，因此经常被人拿来比较。而事实上，新港在不少国际排名榜上皆出现激烈竞争，例如货柜港吞吐量排名、经济自由度排名、政府效率排名等等，正因如此，两地才被称为现代版本的《双城记》。但故事发展下来，香港却渐呈堕后之势，各类排名被新加坡“超车”，令人担忧这个双城故事将如何持续下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发表新施政蓝图，其中最受港人瞩目的，是宣布增加置业资助，确保月入低至1000坡元(6083港元)的新加坡基层家庭，也有能力购买1房1厅的组屋，变相“有工做就有楼”。

　　新加坡获得跨越发展

　　在香港，“置业”是每个家庭的梦想，看见星洲(新加坡)人民可以获得政府资助买楼，难免恨得牙痒痒。虽然有学者认为，新港两地情况有别，难作比较，但一些反对派人士仍乘机“抽水”，指星洲政府施政的积极进取反映出特区政府如何不济云云。笔者却认为，本港发展落后新加坡，源于反对派煽动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内耗、民生停滞、基建规划受阻、经济发展空转、产业转型沦为空话。

　　上世纪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向以拥有高效率、高速度的政府、公仆团队和商业运作而闻名。但16年来，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反对派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选票，愈来愈倾向使用激进和炒作等手段，将政制发展、房屋和经济议题政治化，令政府施政寸步难行。观乎今次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资助置业、增加土地供应建屋、扩建机场、搬迁货柜码头、终身医疗保障、改革教育等措施，感觉上似曾相识，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其实也有类似计划提出，例如增建第三条机场跑道、增加土地和资助房屋供应、兴建十号货柜码头、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医疗融资、研究15年免费教育等等。那些评论指香港政府不如新加坡，没有施政蓝图的言论，实在是有欠公允。

　　极端政治化阻碍管治

　　在新港双城记的竞争中，港方正不断落后是无可否认的现实；而且不单新加坡，亚洲其余两小龙韩国和台湾，其发展也远远抛离香港。究其原因，在于本港社会日趋政治化，反对派喜欢无风起浪，透过司法复核、盲目保育、政治争拗、煽动示威、议会拉布，甚至占领中环等手段，拖垮政府提出的施政建议。新加坡提出辟地建组屋，举国响应；香港建议开发新界东北，却换来反对派激进青年高呼要下乡耕田、不食内地有毒菜、要保育不要发展等盲目口号。又例如港珠澳大桥对香港的区域枢纽地位至为重要，却遭无耻“状棍”煽动老人入禀司法复核阻碍逾年；现时机场第三条跑道看来也是难逃司法复核的宿命。

　　香港政坛已经到了一个不理性的地步，反对派不是为了“做好件事”而去反对，而是“为搞乱而反对”。当社会上充斥一种“为反而反”的心态，即使再好的施政建议、再能干的政治领袖，也难以推动社会进步。当年陈水扁在台湾“执政”，大搞“去中国化”意识形态斗争，全社会就空转了10年；如今马英九上台，民进党的“台独”路线也遭选民唾弃，台湾转而重视与内地进行经济合作，签署ECFA令岛内经济得以重新启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例子。反观香港，我们今天走的，却是台湾人已经厌倦了的政治内耗歪路。

　　“占中”成压死骆驼稻草

　　反对派经常声称，香港政治的乱局是源于没有民主、没有普选。但事实上，香港现有的民主水平已比殖民时代高出不少；至于普选，中央政府也早于2007年12月释法承诺于2017年实行特首普选，之后再实行立法会普选，以平息本港的普选争拗，转而全力发展经济民生。可是反对派却不肯善罢甘休，继续在普选定义和提名资格上大搞分歧，甚至提出违反《基本法》的“全民提名”建议，误导民情。反对派偏激的政改主张不获采纳，便转而拖垮本港经济发展，事事反对阻延，又以占领中环作筹码，逼迫中央和港府妥协。

　　面对强邻环伺，新加坡人讲团结，求发展；而香港在拥有祖国的强大后盾下，却不断内耗自残。惟有港人充分认识到反对派的祸港阴谋，香港才能在这场双城记的竞赛中从后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