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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手记(一)】从“下海”和“创业”的色彩看境遇变迁

2015-08-18 09:13 来源:财新网 字号:       转发 打印

  1/4个世纪过去了,从“下海”到“创业”,词性变了,环境变了,人也变了,但唯一不变的,是影响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保持批判主义的理性以及能够克服人类贪婪本性的自制力

  【财新网】(专栏作家 张逸龙)总理到访创业大街,一时万人空巷。虽然官方不让随便拍照,但消息不胫而走,结果当天的朋友圈里都被“总理咖啡”刷屏了。回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的热闹程度也不逊于今天。“92南巡”后,几段具有轰动效果的“讲话”,推动了一大批中国人完成了下海的动作。20年后的今天,社会变化翻天覆地,“下海”改叫“创业”,资本也从“血腥”的原始积累经历了几次“残酷”的洗牌。这其中的变与不变,各是什么?

  看似是同一件事情,脱离原有体制自谋生路,为什么20年前叫“下海”,现如今叫“创业”?同一个现象背后最大的不同,首先是社会宏观背景的改变,其次是个体意愿的差别。你多少能感觉出来,从词性色彩上,“下海”略微显得有点儿贬义,总能让人回忆起当初有些迫于无奈之后的迫不得已;“创业”就显得高大上多了,当下如果有人去创业,不说敲锣打鼓、予以表彰,至少也是各种看好,都来点赞。

  风险永远都在,如何止住“贪婪”?

  对比“下海”和“创业”的宏观背景,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转型。90年代初的中国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初期“阵痛”,资本加速流动,供需关系改变,单凭体制内的力量已经无法破解新增的社会问题。于是,从领导层面开始尝试“简政放权”,鼓励民间资本,号召人们“下海”。你说当时下海都是自愿的么?我看不是,在体制化的沙漠里存活了二三十年,大部分人哪儿还会“游泳”,但迫于温饱的问题,以及对财富最原始的渴望,很多人还是一咬牙、一跺脚地下去了,毕竟还能扑腾两下,从前可是连“淹死”的机会都没有。对比如今的局面,整个社会都在争做创业的“温床”,政府频频出台政策鼓励创业,资本市场的热钱也自发地流入,连社会舆论都对创业者极大地偏帮和爱护。在个人意愿上,创业个体也多出于兴趣追求、自我实现,以及对社会未来的预期。其实无论“创业”还是“下海”,都可能充当着转型期的“社会实验品”,风险永远存在,个体在其中的命运,往往要受到自身因素和环境变迁的双重考验。

  说起经济大潮对个体的影响,股市是个很好的例子。近期中国股市蒸发了20万亿,已呈“股灾”的状态。消失的大部分是这两年积攒的泡沫,真实的价值才渐渐浮现出来。其实历次的危机,除了经济规律,人性的贪婪都是始作俑者。经历过1995年“327国债事件”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1992年国家发行了总量240亿的三年期国债,在即将兑付之际,各方对财政部是否进行保值补贴产生了巨大的猜测和分歧,导致“327国债”的价格发生了大幅波动。做空的一方认为国家不可能补贴太高;而竞争对手则凭借着“内部消息”坚持做多,最终结果是空头被血洗,对手则攫取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明眼人能看出背后的政商关系,但事件本身不了了之。而那些90年代股市真正的“弄潮儿”,却因为过度游走于“套利”的空间里,极容易在财富和权力面前失去理智。

  房地产和楼市也是如此。如今功成名就的“万通六君子”,当年也经历了一番活生生的“海南逃生记”。92南巡后,海南楼市开始了不可抑制的疯涨,商品房的平均价格在3年之间翻了4倍多,一夜之间多出上千家地产公司,其实都在“击鼓传花”。潘石屹说,当时一个压根儿没影的楼盘,倒几次手就能净赚上千万,有多少人得为此失去理性。而他和冯仑的逃生,只不过是在欲望面前多保持了一点点理性。一次偶然,潘石屹在海口市规划局查到:当时海南本地的人口不到30万,居然有18000多家房地产公司。没有需求支持的供给,不就明摆着是泡沫么。冯仑则因察觉到人性背后的贪婪,与潘达成一致,及时退出才保住万通逃过此劫。果不其然,国家在1993年开始整顿海南房地产,发现闲置土地和积压资金极其惊人,连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损失惨重。

  只有在泡沫里游过泳的人,才真正知道资本市场的残酷。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10年以来新的房地产泡沫……狼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等被狼吃得只剩骨头了,或许才反应过来。每一次经济大潮的袭来和破灭,总能成就一拨人、淹死一拨人,但没在泡沫里游过泳,绝不知道怎么弄潮,当然,如果没趁泡沫破灭之前上岸,今后的游戏里也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如果说“逃生者”有什么特质?一是能用高度的理性,约束自己的欲望;二是时刻保持着一颗敬畏心。

  面临再度转型,智慧“胜过”资本?

  如今“创业”的环境比“下海”好太多了。尤其十八大之后,政商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面临的经济道路不同以往。生产问题变成了市场问题,营销代替制造成为价值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国际贸易环境发生改变,过去靠出口拉动内需,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年增加,这方面的竞争力开始减弱,中国也凭经济和科技实力加入新的竞争层面;游戏规则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经商拼的是关系,以及靠各种资源垄断来获利,如今的“创业”对政府和关系的依赖度大大降低,更多是依靠一种智慧和能力创造。总体而言,中国社会正试图完成从“资本经济”到“智慧经济”的转型。而今年恰好到达了一个转型的高峰期。从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总理和各级委员到访创业大街,政策、资本、资源、人才都在向“创业”靠拢。浪潮之下呈现出比当年“下海”更加热闹的景象。

  1/4个世纪过去了,从“下海”到“创业”,词性变了,环境变了,人也变了,但唯一不变的,是影响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保持批判主义的理性以及能够克服人类贪婪本性的自制力。国家的任何一个政策都是从整体出发的战略选择,发生的转折对历史而言可能就是一朵小浪花儿,但对个体往往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曾经的“下海”,还是如今的“创业”,个体都要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和抉择,而面对那些你无法参透和左右的“历史规律”,只好心存敬畏,最终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未完待续)

  作者为北京东方弘道资产管理公司董事合伙人,专注投资互联网领域

[责任编辑: 吴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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