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驾马车均衡拉动 确保经济“调速不减势”

　　深改元年，过尽千帆。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是一次经济会议那么简单。

　　针对“新常态”的系统论述深刻展示在国人面前，可以说，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三十年来的一份“成人礼”。它不仅是对成长的一次剖析和检阅，更是对未来路子怎么走，如何走得稳，怎样少付出成长代价所做的功课和预案。那么新常态“新”在哪里？“常”在何处？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对明年的经济工作作出清晰定调。其中，“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被列为明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而针对出口、投资和消费的三驾马车，会议强调要使它们均衡地拉动增长。

　　宏源证券分析师孙海琳表示，会议指出经济发展将更注重质量而非速度，“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说法进一步明确了 “速度和质量”的切换。中国经济依赖新动力走向新常态，经济的驱动力将由“衣食住行”转向“科教文卫”，三驾马车均衡拉动增长意味着经济结构将更趋于优化。

　　消费增速或将超过GDP增速

　　与以往公报先总结当年经济运行状况，再提出下一年经济工作要点不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在提出“全年主要目标和任务可望较好完成”等判断后，用相当大的篇幅侧重强调新常态的特征和新要求。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总计九点的要求中，三驾马车率先被提到，顺序依次是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与今年前三季度它们对GDP的贡献率排位恰好完全一致。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速为7.4%，消费、投资、外贸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8.5%、41.3%和10.2%。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这显然是对内需的再平衡，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近30多年来呈现持续下降：1978年为48.8%，2000年下降到47%，2010年再次快速下降到34%，2012年仅为29%，而2011年美国这一比例为70%。

　　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两年消费对经济贡献有所提升，但有很多客观因素，比如短时刺激消费措施出台，投资空间受到抑制后的被动平衡等，中国消费内生动力仍旧不强。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说，中期而言，在改革推动下，消费平均增速有望超过投资和GDP增长，未来数年实际增速估在7%~8%，名义增速在10%~11%；到2020年底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有望再提升3~4个百分点。

　　保持投资关键作用不变

　　长期以来，投资在三驾马车中地位非常重要，但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呈逐月下滑态势，仅1至6月份出现过一次小幅回升，其余月份均持续回落。并且，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仅是今年连续第五个月下滑，再次刷新了自2002年以来近13年的增速新低。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分析称，这主要是受到制造业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的拖累。受到目前中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只能保持微刺激力度。未来政策需着力破除投融资限制，加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保持稳健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增长”。

　　会议也强调，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把握好‘投什么’，就是要准确把握投资的方向和领域，要投到薄弱环节和补短板的行业上来。”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巡视员欧鸿说。“比如在生态环保领域需要加快国土生态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和清洁水工程建设等；在基础设施领域，需要加快中西部铁路建设等；在社会领域，需要加强健康养老服务建设等。”

　　外贸将适度稳定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称，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

　　但是，“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会议提到。

　　汪涛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虽然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在过去十多年里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由于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名义工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年均增长超过5%。

　　她还指出，200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约20%，同时中国的很多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的货币则对美元贬值，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幅度高达30%左右。受此影响，2007年以来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已增长60%以上，涨幅超过了主要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

　　但专家认为，广阔的区域空间和庞大的生产链条积累是我国出口竞争力仍旧存在的根本保障。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判断，明年“稳外贸”的压力也不小，但上海自贸区推广复制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不断强化，对明年外贸发展的信心也会增强，外贸适度稳定增长将会成为“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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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告别排浪式消费 家电下乡政策已无必要

　　每经记者 金微 发自北京

　　“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首次出现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那么，何为排浪式消费？未来我国个性化的消费模式如何？《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就此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

　　NBD：什么是模仿型排浪消费？

　　赵萍：模仿式消费指模仿别人的消费方式，其表现是，当一个商品成为意见领袖消费对象或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对象，中低收入人群会迅速模仿这种消费方式。因为模仿存在，某个商品销量会突然增加。

　　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在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明显，社会上每年都会流行一些商品，消费对象在短期内指向某个产品，消费的商品形成波浪，一下达到波峰，从波峰到波谷热点转换特别快。针对热点消费品，企业则相互模仿，以价格战作为营销策略。

　　NBD：模仿排浪式消费对于企业有什么影响？

　　赵萍：当一种商品成为热点商品，短期内供不应求，很多企业生产这个商品，行业大规模介入，但因为热点持续不会太久，热点过了，会出现产能过剩，导致生产积压，不利于企业长远战略安排，不利于企业品牌的打造。

　　NBD：为什么有这种情况？

　　赵萍：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人们收入水平提高，购买能力提升，但消费心理不成熟，在从众心理下导致模仿和排浪的出现。经过这么多年发展，人们变得更富裕，消费心理趋向成熟，虽然也会有模仿和跟风的特点，但已退居其次，人们更多考虑的是自己内心需要什么，消费时关注商品的定位是否符合自己的身份，比如教育背景、收入水平和社会阶层、职业需求等。

　　在个性化消费成为主流的背景下，消费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人们追求的商品更多的看重品质是否足够好、品牌是否知名等。由于人们的价值观生活环境和背景不同，工作职位不同，人们对不同品牌有不同认知，即使是消费热点，也呈现多元化热点，这种消费会趋于稳定。

　　NBD：新的消费模式下企业如何转变？

　　赵萍：如果人们认同一个品牌，对其忠诚度高，企业增长是稳定的，企业必须关注自己的口牌以及品质建设。由于个性化消费，消费者自身就是专家，对某类商品的认知比较深刻。企业必须立足于长远，生产消费者认同的品牌。如果企业不能把品牌做好，消费者就会抛弃这个品牌。

　　NBD：传统消费模式在新常态下会发生什么转变？

　　赵萍：中央对新常态下消费的解释，意味着消费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政策也应该变化，像原来的家电下乡政策没有必要出，因为这会出现排浪式消费，商品一下子热起来，不适合新常态的消费政策。

　　适应新常态，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模式，需要收入水平的稳定增长和继续提升。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让更多的人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实现同步或更高增长。在新常态下，刺激政策将更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消费的对象和消费的方式更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NBD：未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如何？

　　赵萍：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是建立消费投资出口协调的经济增长格局，转变经济方式要优化结构，消费作为经济第一拉动力是总体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衡量标准。未来要把消费作为第一拉动力，才能实现三驾马车拉动力的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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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需提高人力资本素质

　　每经记者 韩冰 发自北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那么，人力资本质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中国的投资模式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NBD：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为何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王小鲁：目前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根据我们较早前的测算，人力资本质量的溢出效应与科技进步贡献合计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只有0.4%，改革期间上升到1%以上，近年来已经超过1.4%的水平，并继续呈现上升态势。

　　这是由于，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放缓，廉价劳动力时代不复存在，这就需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来优化经济增长效率。

　　另一方面，当前很多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如果还是像过去一样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来带动经济增长，效果会越来越差，所以必须调整中国过去落后的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所需要的主要投入是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创新。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进行优化升级，就需要高技术人才，也就是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素质。

　　NBD：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小鲁：人力资本质量提升首先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次，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形成创新驱动的基础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明显，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这就需要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把过去数量型增长模式转变为人力资本质量的增长。再者，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还将有利于缩小城镇和农村之间、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

　　NBD：数据表明，农村与城镇之间、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人力资本质量总值存在较大差异，您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城镇农村之间、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差异，不排除很多人才特别是高学历人才，在受教育之后更多地选择留在城镇和发达城市。这是其中原因之一，最根本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NBD：为何教育在人力资本素质提升方面作用这么大？

　　王小鲁：虽然中国现在依旧拥有大量的劳动力人口，但由于人口素质相对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年，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如果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会受到很大限制。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改善人力资本素质。

　　NBD：加大教育投入是否是目前中国提升人力资本素质的根本途径？

　　王小鲁：是的，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着眼点是加大教育投入，目前情况下，中国在教育方面需要解决公平性和有效性两方面问题。

　　从公平性看，现在城市和农村、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名校和一般高校、原有的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工之间都存在较大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这应该得到有效解决。

　　从有效性看，普通教育依然以应试教育为主导，职业教育则不受重视，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需要。

　　NBD：除了加大教育投入，还需要哪些途径来提升人力资本素质？

　　王小鲁：除了教育方面，政府还应该在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入。虽然这些领域不像教育那样在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方面可以发挥直接效果，但对于人力资本质量积累有重要作用。

　　此外，研发投资也非常重要。由于管理体制存在问题，政府的研发支出效率较低；企业研发支出虽然逐渐上升，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研发支出占比较少。因此，政府应该改善政策，比如创造更好的法治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民营企业增加研发投资。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