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州群租房一屋挤几十人 暴利致屡禁不止

　　羊城晚报记者调查北京、广州群租房发现，虽然群租单价略低，但房东和中介获得利益更大

　　编者按

　　23年前，潘美辰在舞台上淡淡地唱着：“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多年以后，对于漂在北京的很多人，“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家”反而成了被禁止的理由。

　　7月18日，北京住建委、规划委、公安局、卫生局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规定出租房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单个房间不得超2人，不得分割出租(详见本报19日报道)。这一政策的出台引发了公众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群租房这一现象的关注。近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广州多所群租房集中区域，以期展示一幅真实的群租房生活景象。

　　在北京，群租屋遍布各个城区。从西四环的“世纪城”、到西南三环的六里桥、再到在号称“亚洲最大居住区”的天通苑，群租房无处不在，而且正在快速蔓延。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附近饭馆、美容店的员工，或者是一些复习考研的学生。他们“蜗居”在这里，在一个勉强可以安身的地方追逐着他们的梦想。但是，群租房居住人口过多，而且多数被私自改造过，不符合安全标准，一旦发生火灾等危险，人员难以迅速逃生。

　　同样，对于社区居民来说，群租房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许颖将楼上的群租房主告上法庭，控告楼上群租房卫生间排出的污水全部流到楼下，导致其家庭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被称为“北京群租第一案”。6年过去了，群租房的问题依然存在着。租房者抱怨房价高，居住条件差。社区居民也是苦不堪言，漏水、损坏房屋的现象时常发生，众多的租住人口也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学习。

　　其实，群租房真正的受益者还是中介公司。有受访者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小区180平方米的屋子整体出租价一个月在5000元左右，但是租房中介可通过一个月600元、700元不等的床位出租，一间屋子住上20人，房租远远超过1万元，正是这样的利益导致群租房现象屡禁不绝。

　　(余姝 石珊珊 刘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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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静(实习大学生)

　　“太挤了！”刚毕业不久的王静(化名)回想起半年前自己实习期间住过的房子，仍然心有余悸。

　　今年年初，王静开始在北京一家报社实习。由于学校太远，她想在实习单位附近租个房子暂住。以自己当时的经济实力，只能在附近小区租个隔断间。

　　简单筛选之后，王静最终以每个月950元的价格在知春路太月园小区租到了一个不足六平米的房间，再加水电费、卫生费和上网费，一个月实际要付大概1200元。房东告诉王静，因为当时正好是春节前租房淡季，才以这个价钱短租给她，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个房子原来应该是个三居室，用木板隔成了20间，每个房间门上都写着号码。一进房子大门，只有窄窄的一条路可以通到房间，”王静回忆道，“房间有的是从卧室和客厅隔出来，还有从厨房隔出来的，房间上面就是粗粗的管子。”

　　王静告诉记者，她住的那个房间长不足4米，宽1米多，刚够容纳一张单人床，床尾可以放一张小桌子。门口的空间只能站一个人，两个人同时在屋里时其中一个人必须得坐在床上。如此狭小的空间，身处其中很容易感觉到压抑。王静说那会儿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回去睡个觉，尽量不在屋里待着。“不过我那个房间还有个窗户，有的房间连窗户都没有，几乎是完全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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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强(小餐馆厨师)

　　张强(化名)的老家在甘肃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父亲在他小时候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和哥哥。“日子很辛苦，我读完初中就去学厨师了，我希望可以早点赚钱养家。”现在张强在一家饭店做厨师，每月收入三千多元。

　　在北京的几年时间里，他换过无数次住的地方，现在他和两个朋友在刘家窑附近合租了一间地下室，但这里离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多小时车程。而之所以把房子租在这么远的地方就是为了省钱，“现在这个已经好多了，我之前租的房子在首都机场附近，那才是真的远。”每个月几百块钱的房费对张强来说并不是很重的负担，但他还是能省就省，“我就在这儿睡个觉，住地下室倒是没什么，就是太潮湿了，觉得被子总是湿的。还有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人在外面街上走来走去，我只能看到他们的脚。卫生间也不好用，常常会堵，太臭了！”

　　张强对自己现在的情况挺满意的，这个24岁的男生对未来也有他自己的打算，“我想在北京再干几年，等赚点钱就回老家自己开饭馆。”而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今年过年回家跟女朋友结婚，“她是父母介绍的，现在在老家的饭店当服务员，等过完年我们就一起来北京打工。”谈起女朋友，张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过到时候就又得找房子了，不能再和朋友一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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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华(考研大学生)

　　一年前，还没毕业的林华(化名)一个人从成都来到了北京，带着简单的行李，她上路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北大情结，我想来北京追寻我的梦想。”

　　“我的家在山东，父亲是个木匠，母亲在家务农，我还有弟弟妹妹，父母的负担很重。”林华深知父母的辛苦，但经历了今年的考研失败后的她决定再战一年。她不想给父母添负担，“我用之前存的奖学金和兼职做家教赚的钱来交房费。”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始终没有开口向父母要过一分钱。现在她和三位舍友一起住在北大附近的一所居民楼里，“就跟在学校一样，大家住高低床，但真的很挤，四个人的时候都转不过身来。而且房东不让我们自己做饭，每天在外面吃饭得花掉好大一笔钱。”眼下她最发愁的事情就是如何能省下吃饭的钱，“我想从家里带一些可以储藏很久的食物，这样就不用去外面吃饭了。”

　　谈起和舍友的关系，林华淡淡地说：“我们不怎么交流，她们白天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多人共用卫生间，也让林华觉得很麻烦，但好在其他三个人起床较早，她不用每天花很多时间等着用卫生间。四个人也会轮流安排值日，房间看上去很整齐。

　　回忆起当初来北京找房子的经历，林华说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我当时听说北大附近有很多出租房，就在北大校园里找了一些小广告上的电话打了过去，结果都不适合。后来，我去附近的小区转了转，遇到了现在的房东。”林华说虽然现在自己住的条件很差，但是房费依然占她每个月生活费的60%以上。当记者提到最近关于群租房的政策时，林华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我希望政府可以规范一下租房市场，有很多人被租房中介骗了钱”。

　　广州出租屋20㎡挤进4对夫妻

　　羊城晚报记者 许琛 实习生 阳海军 罗俊

　　北京新规禁止群租和分隔租房，一时众说纷纭。某网站针对北京新规的调查显示，37.8%的市民表示支持，认为群租人员混杂，存在安全隐患；但更多的市民则反对，认为可能导致房租上涨，对低收入者不利。

　　记者调查发现，收入低、买房难、租房难成为一些年轻人不得已选择“群租”的一大原因。在广州房价增幅领跑全国，流动人口增加至666万的当下，庞大的市场需求让“群租”和“房中房”现象势愈演愈烈。

　　人均2㎡一住就十年

　　今年45岁的王如涛来自湖南，他在广州做搬运工已经10年了，现和妻子住在海珠区凤凰岗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不过，这屋里不单只有他们，还有另外3对夫妻，人均居住面积不到2.5平方米。

　　羊城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大房间被木板隔成了三个小房间，每个房间仅有4平方米左右。每间房子只能安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为了扩宽生活空间，每间房子还特别做了一个阁楼。每到暑假，王如涛上大学的儿子都来广州，便在阁楼上铺开一张竹席，睡在阁楼上。

　　老王告诉记者，他搬进这间房子才一年多，但其他“邻居”已经住了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搬过。这个“集体宿舍”确实为群租者节省了许多开支，房租、水电费和上网费每月每人只要150元。不过，不便则更多，只有一间厨房、一个厕所，煮饭如厕都要排队，“有时憋不住的人只好到飞奔到楼下，”老王略带羞涩地说，“房间小，隔断又是一片薄薄的木板，有什么声音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有时也不免尴尬。根本谈不上私密性，更别谈什么私生活了。”

　　饭后无事聚在出租屋的大厅一起聊聊天，是让老王最惬意的事情。但记者注意到，这个被老王称作的大厅，其实是一个窄窄的过道。“大厅”正中央，摆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只能放下一台21寸的电视机，“由于过道小，人多的时候，甚至要坐到门外面。”老王说。

　　棠下村一出租屋中介告诉记者，城中村住的大部分是外来打工的人，因为要节省开支，所以有很多的人会选择合租，有的出租屋会被工厂方租来当工人宿舍，不少在附近做服装纺织的工人就住在这里，一间60平米的房子最多也住过10个人。

　　“不止是农民工会选择群租，不少刚工作的小白领都会这样做。”客村一名出租屋房东说，对租客的信息不会过多干涉，“因为出租屋都是按照整间房子出租的，对于里面住多少人，我们不好过问”。

　　小区房中房屡禁不绝

　　除了城中村出租屋，广州的不少小区还存在房中房现象，也就是北京新规中提到的分隔出租。

　　事实上，从2009年开始，广州就刮起一场整治“房中房”的风暴。仅天河一区，就摸查到区内有1000多套“房中房”，当年清理了600多套，“房中房”主要集中在天河南、林和、石牌三个街道，这类“房中房”最严重的是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多个人。不过，由于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一现象屡禁不绝。

　　羊城晚报去年2月就曾报道了位于寺右新马路104号的丰×大厦，春节前曾因业主改建3个“房中房”，串联用电引发大火。据透露，丰×大厦很多业主都曾通过改造“房中房”，再出租获利。

　　记者走访市内各大房屋中介都不难发现“房中房”的身影。只要租客对租金过高表示疑虑，中介通常会隐晦地问：“套间分隔的房子租不租？”

　　某小区物管人员表示，虽然物业公司在收到业主的“房中房”装修申请时都不会批准，但如果业主强行装修，公司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公司总不能把业主和装修工人赶走。

　　天河区天河南街道办出租屋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人员有限，目前只能举报一套拆一套，而且还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的程序。“经相关部门鉴定为‘房中房’后，会先发函通知屋主自行拆毁，否则会请承租人搬出该住宅单位后，再由多个执法部门联合上门拆毁”。

　　专家意见

　　广州尚无相关法规

　　住建部早在2010年就发布了新版《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对市场中将房屋分拆、隔断“化整为零”的群租行为明令禁止，打隔断出租最高将罚3万元。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永平称，在广州这方面的法规几乎是空白，导致执法时会遭遇尴尬局面。然而群租的危害性非常大，如果遇到火灾、煤气漏气，容易导致群死群伤。吸毒的现象也会增多，社会治安也难保证。朱永平建议，希望广州也能参照北京，完善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

　　此外，朱永平认为，“房中房”的危害性更大一些，一是加重了楼层的重量；二是改变了楼层原有的规划和结构；三是容易造成社会治安的安全隐患。所以，“房中房”的现象不能搁置。

　　如果加大对群租和房中房的惩治力度，有市民担心，房租必然上涨，低收入群体又如何安身呢？朱永平认为，这些顾虑不能作为理由，否则只会纵容社会的危害性。同时政府也应考虑到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做好应对的准备。

　　(许琛 阳海军 罗俊)

　　上海去年就已禁群租

　　早在去年4月，上海就出台新规界定并禁止群租，并将上海关于“群租”的认定从原先对人均建筑、使用面积的考量，过渡到人均承租的居住面积来。

　　上海规定，业主不得将原始设计的居住房间再分隔、搭建并按分隔间或按床位出租，不得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出租供人员居住，承租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

　　(许琛 阳海军 罗俊)

　　仅靠“懒政”通知难解“蚁族”之忧

　　北京乃至全国在房屋出租市场上的乱象已非一日之寒，仅靠在实施中沦为“空文”的几则规定、通知，难以遏制相关问题。解决问题之道，还在于有关地方政府要走出靠发通知、制规定的“懒政”思维，明确责任、严格执法、一抓到底，在群众中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舆论综合市场反应，普遍认为北京这个《通知》难以达到解决“群租”问题的目的，理由有三：

　　一是庞大的需求市场。“群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庞大的中低收入的进京非常住人口的存在，而5平方米带来的租金压力他们或难以承受。”一名房产公司中介人员说。

　　二是房东和中介等市场主体逐利的本质。“政府如果限定为不低于5平方米，那么要么我提高房租要么就不执行，否则我收不到现在‘群租’所获得的收益。”一名房东说，“现在大家都在观望，隔成一两个平方米出租的不少房主也并没有打算重新装修。”

　　三是监管难以保证。“政府下类似的通知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恐怕现在政府连全北京到底有多少房屋在出租都不了解，它怎么能管得到每个房东？即便管到了，那恐怕也得猴年马月了吧！”一名物业公司人员说。

　　根据记者的观察和调查，北京市目前的房屋出租市场几乎是个没有监管的“真空地带”，一直是房东、中介、房客三者之间的“游戏”。

　　事实上，北京市曾于2007年通过了《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并自2008年1月日起正式实施的。但实施5年多以来，这个规定似乎已经沦为一纸空文。

　　比如，《规定》明确出租房屋要实行“出租登记”制度，要求出租人自与承租人订立房屋租赁合同之日起7日内，到房屋所在地的基层管理服务站办理房屋出租登记手续，并填报相关内容。然而，记者询问了几名最近有出租房屋经历的北京房主，他们不仅表示不知道这个规定，而且也根本没有到任何部门进行过登记。

　　在北京市的相关规定中，针对房屋出租的管理所涉及的部门不下10个，公安机关、建设(房屋)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民防行政部门、卫生、人口计生、规划、税务、国家安全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行政部门，都有各自职责。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对记者指出，用通知、规定的形式去解决复杂的市场问题，而且在实际中执行缺位，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最大的可能就是搞一两次集中检查后抓一两个“倒霉鬼”了事。

　　此间舆论认为，无论是北京还是全国其他地方，要解决“群租”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廉租房的建设和分配问题，从源头上消除“群租”的市场需求。

　　北京市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岩认为：“‘群租’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房租太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其他都是舍本逐末。”

　　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表示，“群租”人口只有到其他“房租洼地”才能缓解房租压力，前提是这些地方要有良好完善的交通配套设施。政府也应该注重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共同打造良好的房屋租赁环境。(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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