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新局：治理现代化的城市实验

　　自2011年实施“五大兴市战略”以来，成都经济总量及活力均快速增长。突出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倒逼改革”的逻辑，是成都决策层创新谋划成都发展的鲜明特点，也成了成都市城市治理思维转变的端始。

　　倘若以最终实现现代化和充分国际化构成的新坐标系解答要建设什么样的成都，那么这次经过完善和提升后的“交通先行”“产业升级”“立城优城”“统筹城乡”“全域开放”“五大兴市战略”则回答了如何建设这样的成都。

　　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再次向来自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系统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理念。

　　在政情观察者看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中共执政理念由“管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清晰转型。对地方的主要施政者，中共高层更看重具体落实和执政智慧。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版图里，成都向来是改革热点地区之一。自2011年实施“五大兴市战略”以来，成都经济总量及活力均快速增长。突出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倒逼改革”的逻辑，是成都决策层创新谋划成都发展的鲜明特点，也成了成都市城市治理思维转变的端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的核心是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成都试图将这一关系处理渗透在经济运动的每一个环节中，而政府作为着力点在于，如何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起作用，这体现在“五大兴市战略”的决策及实施中，也体现在一个西部中心城市向外向型和国际化城市转型的努力上。

　　构建新坐标系

　　倘若以最终实现现代化和充分国际化构成的新坐标系解答要建设什么样的成都，那么经过完善和提升后的“五大兴市战略”则回答了如何建设这样的成都。

　　2014年2月24日至25日，中共成都市委举行十二届三次全会，在明确了深入实施“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之后，首先将此前提出的“五大兴市战略”进行了完善和提升，把“产业倍增”战略完善为“产业升级”战略，把“三圈一体”战略调整为“统筹城乡”战略，并对“五大兴市战略”的内涵进行丰富充实。

　　最新的调整透露出成都全面深化改革的明确信号。2013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9108.9亿元，比上年增长10.2%，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增长达2位数的副省级城市。但成都更希望探寻经济成功的密码。成都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徐刚说，“五大兴市战略”是成都逆势成长的动力源。

　　“五大兴市战略”形成的时间是2011年底。彼时，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成都需要定位新的坐标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当时刚刚履新，他没有急于对成都的发展提出意见，而是在上任的第三天主持召开了“新形势下的成都市情再认识”课题调研任务安排专题会。

　　很快，市情再认识的12个调研课题汇总，“成都需要新定位”的共识得到了统一。随后，成都确立了以“具有全球比较优势、全国速度优势、西部高端优势的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为未来成都的发展定位。

　　徐刚认为，倘若以最终实现现代化和充分国际化构成的新坐标系解答要建设什么样的成都，那么这次经过完善和提升后的“交通先行”“产业升级”“立城优城”“统筹城乡”“全域开放”“五大兴市战略”则回答了如何建设这样的成都。

　　交通先行的逻辑

　　“未来成都的交通图景是形成领先西部、通达全国、联接世界的交通优势。”

　　“交通先行”之所以被置于“五大兴市战略”之首，从宏观层面讲是为构建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传输系统，同时也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要形成高密度的经济联系，必须先建立高密度的交通联系。在成都的构想中，交通战略亦有内外之分，对外的省际交通将把成都建设成全国第四大航空枢纽、第五大铁路枢纽、西部高速公路枢纽；对内的市域交通则以轨道和快速路构成的交通网为主；而国际交通则以航空和铁路为主。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阎星的理解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参与高端产业转移困难重重，“产业升级”无从谈起；“立城优城”亦受制约，城市化进程必然遇阻；城市发展的圈层是有了，但难以形成融合；此外，物流、客流不畅，“全域开放”的调门再高，吸纳的资源亦有限。

　　“交通被置于优先发展地位，其他四项战略亦在跟进。四项战略发力，交通自然有更大的发展。”成都市交委主任胡庆汉认为，这也是“交通先行”战略的逆向逻辑。

　　目前，成都新机场已报批，区（市）县轨道交通已做好规划。这意味着“交通先行”战略已做好匹配现代化、国际化的准备。 “未来成都的交通图景是形成领先西部、通达全国、联接世界的交通优势。”徐刚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打造西部重要交通枢纽，并做好市域交通路网的建设。

　　改革的“智慧”

　　成都坚持用民主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矛盾、理顺社会关系、规范社会架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中不断涌现新情况、新问题，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决策水平和应对能力。

　　“五大兴市战略”中“立城优城”战略关系到成都发展和民生，“天府新区”与“北城改造”工程构成的“立”与“优”同时出现，对规划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天府新区”的规划建设更多的是对行政管理体制、财税、投融资体制以及户籍、土地制度等提出要求，成都依次进行了配套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破解了难题。

　　“北改”工程则对政府执政能力发出了挑战。面对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诉求不一的城市居民利益，类似于“村民议事会”的“居民自改委员会”创新性地应用到了曹家巷拆迁中。效果好于预期，至今没出现一起恶性涉访涉诉事件。

　　经济面则更强调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在“三圈一体”战略的实施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根据每个圈层的优势规划好产业主体后，我们并没有过多干预每个圈层中的区县必须做什么，产业和资本流动交给了市场。”成都市发改委体改处处长王旭表示。

　　着眼于“治理转型”，成都坚持用民主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矛盾、理顺社会关系、规范社会架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

　　截至2013年12月，成都多次大规模调整、清理或取消行政审批事项，行政许可项目减幅达91％；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减幅达81％，成为全国同类大城市中保留行政审批数量最少的城市之一。

　　国际化路径选择

　　截至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252家落户成都，这在中国副省级城市中凤毛麟角。

　　“全域开放”战略中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成都从偏安一隅到谋求国际化城市定位的跨越。具有一定经济影响力的国际区域性交通通信枢纽城市的定位，意味着成都对国际化充满信心，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配套，谋求更大话语权。

　　“全域开放”战略实施后，成都的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航空国际航线已开通71条，成都正在成为欧洲、中东及东北亚地区的航空中转枢纽，以及面向东南亚的国际航空门户枢纽。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中成都位居中国中西部城市第一。成都一跃成为国际资本流入的投资洼地，截至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252家落户成都，这在中国副省级城市中凤毛麟角。

　　“成都在市场潜力、人力资源、后发优势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阎星分析称，成都与重庆、西安、昆明、贵阳等位于西部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相距半径500公里左右，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佳辐射半径，是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内陆的最佳战略选择。成都的高端人力资源和创新要素在中西部排第一,为成都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有删节）